摘要：文章利用霍夫斯特德的文化框架體系，分析了文化因素對公司治理模式選擇的影響，并著重探討了我國傳統文化對公司治理機制的影響。文章得出結論：每種制度的背后都有著相應的文化模式在支撐，制度實施的效率也取決于制度與文化的匹配程度，只有和中國傳統文化相適應的公司治理模式才能行之有效，從而對我國公司治理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文化視角；公司治理；治理模式；文化因素；信息對稱

　　一、公司治理簡介

　　不同的市場經濟國家由于各自的經濟發(fā)展道路、社會文化傳統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同，經過長期的公司發(fā)展歷程和企業(yè)制度的演變，表現出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也各具差異，由此構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從大類上分，這些模式可分為英美模式與德日模式，東南亞家族治理模式與轉軌經濟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從目前國內看，研究發(fā)達國家的公司治理機制：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者居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這兩種模式分別給各自的國家創(chuàng)造了經濟上的繁榮，期望通過研究，從中借鑒先進的經驗，探索出適合國內企業(yè)的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從國內目前的治理實踐看，公司采用的治理模式，主要在借鑒英美模式的基礎上，又小部分地借鑒了德日模式，即從董事會和管理層的職能上看，仿效了英美國家的模式，從監(jiān)事會的設立來看，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德日的雙層委員會體制。搭建了一個既有股東大會、董事會，也有監(jiān)事會的治理結構，是一個“嫁接產物”。從目前的治理效果來看，這個“嫁接產物”并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雖然中國的許多公司都建立了公司治理結構，但很多都是“形似而神不似”，這種現象引人深思。不同的國家對于治理結構模式的選擇暗含著深刻的文化背景，公司治理的制度設計體現了對文化的適應性選擇。我們可以通過國外典型的公司治理結構來分析治理結構背后的文化背景。

　　二、公司治理模式與文化因素

　�。ㄒ唬﹪�外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與文化因素分析

　　何為文化？按照哈佛學者Kluckholn和Strodtback的定義，文化就是“價值觀”。價值觀是指一個民族或社會全體成員對社會上各種事物的好惡及是非黑白的看法，也稱社會價值觀。人類學家發(fā)現，同一社會的成員由于長期受到相同的歷史、人文、地理、經濟等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形成對事物的一種共識，這種共識通過家庭、教育及社會規(guī)范代代相傳。社會價值觀雖未用白紙黑字寫下來，但會無形中左右大眾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往往決定各種社會制度的建立及維持，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企業(yè)制度等。然而，由于文化自身固有的極其抽象性，對其具體表達存在技術上的困難。迄今為止，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當數荷蘭學者霍夫斯特德教授。他從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權力距離、規(guī)避不確定程度、生活的數量與質量，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五個層面，建立了分析文化的框架體系。

　　美國、德日和我國的文化是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文化決定社會成員的價值取向，價值取向的不同又決定各國選擇不同的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決定法律體系，而法律體系中的《公司法》和《商法》等對外部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保護程度有所差異，從而使不同國家形成了各異的融資模式和所有者結構，進而產生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可見文化的差異最終導致了這些國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差異。美國日德以及東亞國家之所以形成形態(tài)各異的公司治理模式，關鍵正在于文化的多樣性。

　　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許多移民曾在母國遭受各種政治、宗教迫害。他們來到北美大陸，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所謂民主和自由，強烈要求政府民主操作，企業(yè)透明經營，要求政府和企業(yè)信息公開。他們不喜歡政治和經濟權力在私人手中大規(guī)模集中，民意調查表明，美國人對權力的集中有一種持久的不信任感，建立了種種制度使公眾能夠監(jiān)督政府和公司，而內弱外強主要依靠外部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順應民心，只有企業(yè)透明經營和信息及時公開，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等外部市場才能正常發(fā)揮作用，外部治理機制才能有效運行。

　　美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點和美國文化的特點很匹配。美國文化追求個人主義，重視個人利益，規(guī)避不確定程度很低，熱衷于冒險，追求物質利益，希望創(chuàng)造一個自我奮斗、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環(huán)境。外強內弱的公司治理模式正好提供了這樣的環(huán)境。公司因股權分散，實際上由內部管理層控制，董事會形同虛設。實際上表明公司決策權正在向管理層集中。管理層在做決策時不會受到不必要的約束和牽制，可以大膽創(chuàng)新，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如果成功，在為公司和社會創(chuàng)造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為自己帶來豐厚的物質回報，滿足自己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但如決策失敗，就會通過外部機制撤換管理層。美國文化的長期定位指數較低，這說明他們追求短期利益，不注重長期決策，內弱外強的公司治理模式在評價管理者績效的時候主要看股票市場的反應，為了展示自己的經營成果，管理層往往只追求看得見的短期利益，使股票價格上漲，美國文化的短期定位和公司治理模式下管理者追求短期利益是一致的。

　　德日兩國和美國有很大不同。兩國都有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集權統治下，人民早已習慣于集權統治。他們對政府民主運作、企業(yè)透明經營的要求遠沒有美國那么強烈，對公司信息披露也沒有特別的要求。這樣，外部治理機制就不能有效地發(fā)揮作用，公司只有依靠內部治理。

　　日本文化在規(guī)避不確定、長期定位等維度得分較高。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較好地適應了日本文化的這些特點。日本地處太平洋小島，資源缺乏，自然災害頻繁，惡劣的外部環(huán)境造就了日本民族的憂患意識和集體主義精神，他們具有強烈的規(guī)避不確定的傾向。日本企業(yè)的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制等內部治理機制，滿足了職員的集體主義要求，緩和了對不確定性的擔心。股權相對集中、交叉持股和主銀行制使企業(yè)的管理層在做決策時能面向未來，更多考慮公司的長遠利益。

　　凡是經濟強大的國家都有先進的公司治理結構，更重要的是這一公司治理結構適應了其歷史文化傳統。不少落后國家也曾引進美英日德等國的公司治理模式，然而最終效果不太理想甚至以失敗告終，其根本原因在于這種成功模式和自己國家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不相適應。

　�。ǘ�）中國的“家文化”與“家長制”

　　1．“家文化”與內部制衡機制。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家族文化對我們方方面面的影響更是根深蒂固，也必然影響到我國公司的治理和治理效率。英國文化人類學者馬林諾夫斯基和文化史學家錢穆認為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家庭是中國文化強有力的源泉。家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規(guī)定了每一個人的尊卑名分，人們只能按照自己的名分大小、地位的尊卑說話行事，不允許超越。這種等級制度式的家族文化要求每一個人應找到一個屬于自己的家，它既體現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也必然會進入企業(yè)的文化結構中。這種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有兩個：仁的原則、陰陽的原則。

　　2．“家文化”與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公司治理就是要解決好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于我國企業(yè)內形成了眾多的“家”，因而每個人總有一個人際圈子，必然屬于某個家。家的每個成員通常都只能忠于屬于自己的那個家，很少有人愿意與不屬于自己的那個家的人合作，否則將被視為這個家的叛徒并最終受到這個家的孤立與打擊。人們之所以會以家的形式建立起小群體，是因為這個家以某種利益或利害關系結成一個小集體，既相互利用和關照，也相互制約和牽制，導致內部交易信息不能向外流動，從而使委托人與代理人應具有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授權與監(jiān)督管理的關系等失去效力和效率。也由于家對內部交易的不對稱信息的封鎖與封閉，使得在這個家之外的人，如工會、職工代表大會、內部審計委員會、外部注冊會計師審計，甚至是反貪局等要獲得不利于家內成員的不對稱信息，其成本是如此地高以至于在許多情況下，只有在這個家破裂之后才能獲得。這必然影響公司監(jiān)管機制的效率。

　　3．“家長制”與監(jiān)督制約問題。“家文化”主要地體現在“家長”。這種家長作風深刻的文化根源在于東方的君主與人治觀念。對權力的敬畏與期待智者仁人的人治意識仍一定程度地存在于人們的思想中，“唯上”仍然是最安全、最能得到賞識的行為通則，因此，這種“唯上文化”的心理認同必然使“家長制”大行其道。這必然會造成內部監(jiān)管機制的失效。

　　4．“家長”的權威與制度的權威。以孔孟學說為主的儒家思想主張維系封建家長制下的和諧，結果使得問題的解決靠的是人緣關系而非規(guī)章制度，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人們比較服從人治的權威。制度不具有權威，導致制度的威脅力減弱、制度的執(zhí)行力也減弱。即使被發(fā)現違規(guī)，也需要時間去驗證，需要去取證，成本很高，而且判罰也需要人去做出判斷，懲治制度的力度不足以產生足夠的威懾力形成對制度自覺的遵守。中航油的事件表明，不是沒有內控機制，也不是沒有預警機制，而是缺乏尊重制度的文化和心理。

　　因此可以說，我國的公司治理模式一直未顯現出如英美、德日等發(fā)達國家那樣的積極的效應，部分歸因于我國文化與所引進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沖突。

　　三、結論

　　每種制度的背后都有著相應的文化模式在支撐，制度實施的效率也取決于制度與文化的匹配程度。我們在進行公司治理的改革時必須正視我國特有的文化，針對文化的特點進行公司治理模式的“本土化”。

　　參考文獻：

　　[1]李維安．公司治理[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2]魏秀麗．我國公司治理難題：文化與結構的沖突[J]．財經科學，2005，（4）．

　　[3]張林超，張新英，柴效武．從文化的視角看國外典型公司治理模式[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05，（1）．

　　[4]唐清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司治理效率[J]．中山大學學報，2004，（2）．

　　[5]曲揚．公司治理模式與國家文化的關聯性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5，（8）．

　　作者簡介：王春榮（1968－），女，廣東人，河源職業(yè)技術學院會計師，研究方向：財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