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沒有哪座古代園林建筑能象西漢梁園那樣承載著太多的文化基因、太濃的精神元素、太厚的人文淤積。以一座園林建筑而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在中國文化史的橫截面上留下如此清晰的輪廓，這種情景是足以令人震撼的。我這所以要選擇這個題目，就是因為當我們站在更遙遠的地方審視兩千年以來的梁園，眼界更寬了、認識更深了、思考的角度也更廣了。這種思考不是現(xiàn)實性的敷衍，而是建立在長久以來身居其間、深受熏染后的真切感悟。

　　盡管作為完整意義上的古代建筑群，梁園已經(jīng)沒有了最初的風光，只是在有限的行政區(qū)劃范圍內(nèi)留下了一些零散的遺跡，但它所曾經(jīng)的輝煌和壯美，卻依然深刻地影響和殘存在人們的記憶深處。假如說只是普通概念上的建筑物，那么當它的實體被無情的歲月消蝕貽盡后，而僅以它的名稱就能繼續(xù)產(chǎn)生出如此龐大的力量，這種現(xiàn)象在世界建筑史上雖然也是存在的，但絕對是罕見的，并且各自有不同的力量延續(xù)的因由。梁園之所以產(chǎn)生這樣不朽的能量，就在于它從建成之初，就不僅僅是作為休閑性情的單一場所，而是自始至終就周身浸染著文化的熏陶，從而使它能夠在長時間的風雨吹打下仍然散發(fā)出無窮的魅力。

　　兩千年的梁園，是更大范疇上的文化承載者，是更廣范圍內(nèi)的文明傳播者。這種定位的選擇，不但給梁園賦予了更新的內(nèi)容、更高的境界，重要的是使梁園在以后的走向上有了更強烈的目的性、更濃烈的親和力。

　　梁園之父名叫劉武，是大漢王朝文景時期的梁孝王。

　　劉武作為皇親貴胄，是文帝的兒子、景帝的同胞兄弟。初為代王，后為梁王，封疆大梁，駐守睢陽。這種顯赫的社會地位、優(yōu)越的家庭環(huán)境和良好的成長教養(yǎng)，絲毫沒有成為劉武不思進取、不學無術(shù)的理由，使他成為人們想象中的紈绔子弟。而是使他能夠在更高的層次上得到全面的歷練，成為他增學識、磨意志、長才干的首要條件。特別是他在平定“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表現(xiàn)出來的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使他在與同族同輩兄弟的對比中脫穎而出。

　　漢初時期的政治環(huán)境非常復(fù)雜。漢高祖劉邦起事之初，其軍事力量根本無法與楚王項羽相比。而韓信等人的實力在軍事天平中占有重要位置，向楚則楚勝，向漢則漢勝，成為社會各種勢力都極力爭取的力量。按照韓信的最初想法，他還是傾向于豪氣沖天的項羽。但項羽的性格太過梗直和剛烈，抱著葫蘆不開瓢，沒有滿足韓信等人開列的條件。而劉邦聽取了張良等謀士的建議，與大臣們在白馬訂立盟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明確提出了開國之后共享天下的優(yōu)惠政策，功臣均能分享勝利成果，可以分疆列土，分封王侯，擁有自己獨立的領(lǐng)地和相當大的自主權(quán)力。這些措施的實施，立即得到了大多數(shù)軍閥的響應(yīng)，從而使劉邦在楚漢爭霸的關(guān)健時刻一舉扭轉(zhuǎn)了不利局勢，垓下一役成功，開大漢數(shù)百年的江山。劉邦在功成之后也確實兌現(xiàn)了當初的諾言，按功分賞，封王封侯。這種局面持續(xù)了沒有多長時間，呂后為了筑固劉氏天下，削弱異姓王的權(quán)力，規(guī)定只有姓劉的才能封王，采取手段一舉鏟除了韓信等功臣。但錯綜復(fù)雜的政治局勢隨即又起波瀾，“按下葫蘆浮起瓢”，劉氏家族的其它地方勢力卻乘機崛起，對中央政權(quán)重新造成了重大威脅。

　　景帝時，御吏大夫晁錯出于維護中央政權(quán)權(quán)威性的考慮，提出削弱諸侯王封地的建議，引起了諸侯王們的強烈不滿。前154年，吳王劉濞串通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cè)”為名，發(fā)動了“七國之亂”，公開與中央政府對抗。面對這種形勢，朝野上下一片混亂，不知所措。只有當時駐守睢陽的梁王劉武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公開站出來指責叛軍的不忠行徑。為了阻止叛軍西上，劉武堅守叛軍必經(jīng)之地的睢陽達三月之久，后與太尉周亞夫合兵，擊潰吳楚叛軍，“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為維護西漢王朝的統(tǒng)一立下了大功。

　　漢景帝對劉武的赤膽忠心極為欣賞，“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代后傳于王。”劉武雖然知道這也許不是景帝的真實想法，但內(nèi)心卻也非常高興。同時，劉武對母親竇太后又至孝，“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賞賜不可勝道”。于是，劉武渴望承續(xù)帝位的心理開始萌動。但按照漢王朝帝位傳承的規(guī)矩，長子為先。如果打破這種常規(guī)，無人敢擔這個責任，即便強勢如竇太后這樣的女人，在對兩個兒子的權(quán)衡中，也不敢改變祖制。雄才大略的劉武心有不甘地屈據(jù)王位。

　　既然命運如此不公，劉武也只好采取“不能戰(zhàn)勝，只有妥協(xié)”的策略，一心一意經(jīng)營自己的梁國。當時的大漢帝國正處于鼎盛時期，經(jīng)過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代勤謹有為的皇帝的精心打理，平亂削藩，發(fā)展經(jīng)濟，使天下呈現(xiàn)出一派和平景象。在這種氛圍影響下，天下無戰(zhàn)事，諸侯王們有精力也有理由憑著各自的喜好來做事。

　　當別的王侯們都醉心于聲色犬馬、狎伎高歌的時候，梁孝王劉武顯示出了高人一籌的人格力量。因為劉武其人才華橫溢、愛惜人才，頗有君子之風，當時的文人雅士多好與其交往。為了炫耀文雅，他決心舉一國之力，建成一座可供友人游戲采風、縱情舒懷的優(yōu)雅場所。這時，散布于梁國境內(nèi)的各個風景名勝，納入了他的視野。他經(jīng)過精心籌劃，邀請名士共同商議，確定了建設(shè)梁園這樣一個大型園林的宏大構(gòu)想。他從天下廣泛采集奇花異石，征用能工巧匠，堆山造湖，置亭建閣，歷時10余年，建設(shè)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私家園林菟園，后人稱作梁園。

　　梁園的建成一時轟動天下，成為人們向往的勝地�！妒酚洝飞戏Q梁孝王“筑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fù)道，自宮連屬平臺三十里。”“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至。”《西京雜記》記載：“梁孝王好營宮室園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筑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亙數(shù)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盡管此前曾有漢景帝修建的上林苑在先，但梁園無論是規(guī)模上還是投資上和景物設(shè)置上，都超過了上林苑，按當時的規(guī)矩有僭越的嫌疑。但由于景帝在王位的問題上一直對這個唯一的同胞兄弟心懷愧疚，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以為忤，反而對此多有褒獎，從而為后世留下了這樣一座名垂千古的風雅場所。

　　無論當時劉武出于何種目的，但梁園的博大宏偉卻是不爭的客觀現(xiàn)實�，F(xiàn)在推測劉武興建梁園的動因和條件，也許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社會條件。西漢文景之治，是我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大治時期。社會安定，邊陲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yè)，社會財富極為豐富。而梁國作為當時的諸侯大國，“其后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之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余城，皆多大縣，”疆域遼闊，人口繁盛，經(jīng)濟發(fā)達，富桑麻之利，通漁鹽之貨，是最富庶的地方。加上梁國領(lǐng)域內(nèi)的芒碭山乃是高祖劉邦拔劍斬蛇的龍興之地，劉武肩負守望職責，梁國具有獨特的優(yōu)惠政策。從而使這里得天時享地利，一時富甲天下，“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有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和充足的物質(zhì)力量作支撐，劉武才能有足夠的魄力和勇氣作出修建梁園的重大決策。

　　二是政治條件。正如前文所說，因為祖制和各種政治力量的制衡，劉武一直沒有登上漢王朝的權(quán)力巔峰，心懷怨氣而又無法直接表達，只有借大規(guī)模的建設(shè)而求得心理的平衡。既發(fā)泄自己的不滿，又表明自己的權(quán)勢和威望。而漢景帝對此不但沒有制止的意思，反而從側(cè)面予以支持，“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jié)乘輿駟馬，迎梁王于關(guān)下。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這種現(xiàn)象至今仍然非常值得耐人尋味。一座梁園的興建，加上劉武身后在芒碭山中“制同京師”的陵墓，這些也許只是個人行為，但在當時卻是兄弟兩人不動聲色的政治博弈。從中我們既能看到劉武政治心理的率真和幼稚，又能看到漢景帝在作風和品質(zhì)上的寬容和平和，最起碼表現(xiàn)出兄弟二人在國家大局上還是能夠精誠團結(jié)、密切協(xié)作的，否則就無法找到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空前繁榮的封建朝代的理由。

　　三是歷史條件。我國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達官貴人們就有蓄養(yǎng)門客的傳統(tǒng)。秦漢時期的中國文人在社會認知程度上頗高，各國諸侯們就把他們招致門下，作為為自己出謀劃策的幕繚，同時也能大大提升自己的社會形象。而劉武本人崇文尚武、喜好風雅，當時的著名人士也樂意有這樣一棵大樹作為自己的政治靠山。所以，梁園之內(nèi)雅聲悠揚、文風鼎盛，成為一時景象，影響和帶動了大漢一朝的文化崛起。劉武的人格力量、梁園的盛世美景，都成了飽學之士竟相向往的勝地。枚乘、鄒陽、莊忌、司馬相如等人都相繼聚攏在梁園，象鄒陽還寧愿辭去漢景帝封他的官職，到梁園“從梁王游”。而劉武天性愛助人，即便對于一些默默無聲的小人物也極力幫助。如梁園附近有一個年輕學者叫焦延壽，家境清寒，少有大志，對《易經(jīng)》研究獨有心得，劉武遂起憐才之意，命王室“供其資用，令極易學”。焦延壽潛心向?qū)W，終成西漢哲學大家，有《焦氏易林》傳于后世。因此，劉武聲望日隆，梁園也成為天下士人爭相往來的勝地。

　　輝煌的梁園一直延續(xù)了數(shù)百年，至唐末時已經(jīng)衰敗�，F(xiàn)在，商丘的地面上只有三陵臺、清涼寺、朱臺、平臺等遺跡尚存，成為這里的名勝。每年的農(nóng)歷年節(jié)，都有許多群眾到這些地方集會、燒香、唱大戲，用傳統(tǒng)而樸素的民間方式緬懷這里曾經(jīng)的繁華。在平臺鎮(zhèn)北部的朱寨村沈樓村民組，還有一株當年后花園里的銀杏樹依然茂盛，訴說著梁園近兩千年來的歷史行程。這株銀杏樹也許只是劉武手下花匠隨手種下的，但他卻沒有想到，就這樣一個不經(jīng)意間的舉動，竟成了現(xiàn)在追思前朝的一個窗口，樹身上的絲絲脈絡(luò)，竟還蘊含著不盡的信息。

　　如果梁園僅僅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建筑物，就無法想象當它的實體整個消蝕之后，它的力量還能如此大規(guī)模的延續(xù)，甚至于兩千年后還依然散發(fā)著不盡的氤氳。要解釋這種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那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自身蘊含的文化能量在發(fā)揮著作用。也許只有文化才會不為風霜所撼，以無形的力量傳播著。文化不倒，人們心中的梁園就永恒地存在著。

　　這種理由是完全立得住的。因為從梁園建成的初衷上以及其后對文化創(chuàng)造者和傳播者的吸引力上看，它的周身所吸納的文化氣息、文明基因，就越來越濃烈地向四周散發(fā)著。

　　司馬相如，是梁園誕生的最為著名的文學家，他在梁園開創(chuàng)的賦體這種文學形式，為后世的文學發(fā)展發(fā)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司馬相如，字長卿，生于前179年，死于前117年，四川成都人。他自幼好讀書、喜擊劍、擅鼓琴，其所用琴名為“綠綺”，是傳說中最優(yōu)秀的琴之一。他入仕之后，被景帝封為武騎常侍。但這個官職不是他所鐘愛的，加之景帝過于威嚴、不好辭賦，兩人缺乏相同的志趣愛好。當梁孝王劉武來朝述職時，司馬相如與他一見傾心，就主動炒了老板景帝的魷魚，從劉武來到梁園。在梁園的幾年時間里，他陶醉于梁園美景，作《子虛賦》呈現(xiàn)梁王，為賦體的發(fā)韌之作。

　　在這篇震古爍今的文章中，他一掃楚辭委靡艷麗的俗套，假設(shè)楚國使者子虛出使齊國，以“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為假托人物，設(shè)為問答，放手鋪寫，結(jié)構(gòu)宏大，層次嚴密，語言富麗堂皇，句式亦多變化，加上對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顯得氣勢磅礴，形成鋪張揚厲的風格，確立了漢代大賦的體制。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指出：“蓋漢興好楚聲，如朱買臣等，多以楚辭進，而相如獨變其體，益以瑋奇之意，飾以綺麗之辭，句之短長，亦不拘成法，與當時甚不同。”

　　《子虛賦》的創(chuàng)作，使中國文學邁向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也奠定了司馬相如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一時人人爭頌。

　　劉武去世后，司馬相如感懷斯人已逝，知音難求，就拍拍手回了老家四川�！稘h書·司馬相如傳》記載：“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yè)。”盡管司馬相如名滿天下，但作為文人的他并沒有積攢下太多的物質(zhì)財富，也沒有找到自己的知心伴侶。他的好友王吉在臨邛當縣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請他去做客。當時臨邛有好多富人，其中卓王孫家資巨萬，女兒卓文君才貌雙絕，新寡在家。卓王孫仰慕相如風采，就設(shè)宴邀請相如和王吉。但司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想找機會與文君相會。席間，王吉稱譽相如不僅精于詞賦，而且琴藝絕佳。相如就彈起了一曲《鳳求凰》，琴挑文君。曲曰：

　　“鳳兮鳳兮歸故鄉(xiāng)，

　　遨游四海求其皇。

　　時未遇兮無所將，

　　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艷淑女在閨房，

　　室邇?nèi)隋诙疚夷c。

　　何緣交頸為鴛鴦，

　　胡頡頏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從我棲，

　　得托孳尾永為妃

　　在這個故事里，歷來都有許多人對司馬、對文君頗有微詞，認為司馬心機太過深沉，文君為人太過輕浮。但人們大都拋開了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僅僅以局限的心態(tài)來看待“鳳求凰”的故事。換個角度來探究，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相愛過程的合理性。首先從司馬相如來講，他長年接觸的是達官顯貴，周旋于政治旋渦之中，分析問題、處理問題自然比常人要復(fù)雜得多。加之他個人性格放縱不拘、超脫世俗，為人行事多隨天性；其次從文君來講，那時的人們還沒有廣泛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婦女們還不能完全用儒家的教條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做人做事要灑脫得多。直到稍后的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才使“非禮勿聽、非禮勿視”成為人們嚴格的行為規(guī)范。因此，我們現(xiàn)今仍然應(yīng)該對他們抱著寬容和欣賞的態(tài)度，在自己心境里演繹著一段美好浪漫的愛情故事。

　　其后，漢武帝偶然讀到了《子虛賦》，疑為天人，驚嘆道：“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遂邀相如來京。在隨從漢武帝游上林苑時，相如獻《上林賦》一文。《上林賦》又名《天子游獵賦》，延續(xù)了《子虛賦》的體例和風格，內(nèi)容前后相連，仍然用問答體的形式展開，以天子游獵為中心，將山海河澤、宮殿苑囿、林木鳥獸、土地物產(chǎn)、音樂歌舞、服飾器物、騎射酒宴等等內(nèi)容包羅在內(nèi)，展現(xiàn)了社會昌盛、經(jīng)濟繁榮的漢武盛世，展示了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的博大胸襟。漢武帝閱文大喜，拜為郎。后來由于司馬相如得了“消渴疾”，就是現(xiàn)代常說的糖尿病，慢慢死去。

　　縱觀司馬相如一生，有膽有識，敢作敢為，堪稱一代偉丈夫。與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結(jié)合，固然是驚世駭俗之舉；婚后生活拮據(jù)，夫妻二人開店賣酒，他讓卓文君當壚，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滌器市中，旁若無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以自己過人的才華，輔以梁園的盛世美景，開辟了大賦一體，為漢文學的繁榮昌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突出貢獻。他的作品一掃以往文章或詠風景、或嘆感傷、或述經(jīng)歷、或陳道理的純個人自戀的行文內(nèi)容，以宮殿、園囿、田獵為題材，以維護國家統(tǒng)一、反對帝王奢侈為主旨，既歌頌了統(tǒng)一大帝國無可比擬的聲威，又對最高統(tǒng)治者有所諷諫，開創(chuàng)了漢代大賦的一個基本主題。使后世的文章在內(nèi)容上能夠站在更高的層次上思考問題、更廣的范圍內(nèi)觸及矛盾；在文章的形式上收羅了許多脫離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卻極為工整的詞匯，逐字逐句精心選擇，完全清除了在楚辭中殘留的簡單用語，多用四字句，同時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錯使用，顯示出一種成熟時期整齊復(fù)雜的文學美感。因此，司馬相如不愧為漢賦一體的奠基人。

　　“李白斗酒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

　　……梁王宮闕今安在，

　　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綠池，

　　空馀汴水東流海。

　　沉吟此事淚滿衣，

　　黃金買醉未能歸……”

　　三位詩人走后，一位白衣女子來到這里，站在墻壁前反復(fù)吟誦這首氣勢磅礴的詩篇，如醉如癡。一個小僧人看到粉白的墻壁被涂得黑壓壓一片，心生怨氣，想要用布去擦，卻被這位女子攔住。經(jīng)過一番交涉，女子取出一千兩銀子買下此壁，保住了墻上的詩句。這位女子姓宗，其祖父名叫宗楚客，在唐高宗時期曾做過宰相，后因依附韋后，被唐玄宗殺了。她“千金買壁”之事，很快傳到了李白的耳朵里。李白很感動，便托杜甫和高適做媒，娶這位宗氏女為妻。宗氏由此成為李白的第二位夫人。 這樣一來，李白在粱園也有了家。此后十年間，他多次回到這里。這只詩壇的漂蕩之舟，疲憊時在梁園之中有了�？康母蹫�。 宗氏去世后，李白留下了一句“梁園雖好，終非故鄉(xiāng)”的感慨，揮揮衣袖告別了梁園。

　　雖然詩人們先后走了，但梁園依然是他們心目中的夢中天堂，他們也都用手中的巨筆，為梁園的文化史留下了燦爛的一頁。

　　在唐朝的“安史之亂”中，三百里梁園遭到了毀滅性的摧殘。唐肅宗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叛軍安慶緒部將尹子奇率部十三萬，一路勢如破竹，兵臨睢陽城下，與張巡、許遠率領(lǐng)的唐朝守軍展開了歷時半年多的激烈交鋒。雙方互有勝負，激戰(zhàn)慘烈。唐朝守軍英勇殺敵，使敵軍的攻勢受到遏制，保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但睢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在強大的軍事力量的蹂躪下，睢陽大地上玉石俱焚，千年梁園的大部分建筑物也在軍事沖突中毀于戰(zhàn)火。

　　到了宋代后期，北宋滅亡，金人南侵，蒙古人建元，草原游牧民族的鐵蹄更是把梁園僅存的故跡踐踏得體無完膚，梁園也從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輝煌。宋代著名文學家蘇轍到這里后，無奈地寫道：“梁園久蕪沒，何以奉君游。”

　　到了明代后期，這里已經(jīng)是“驅(qū)車荒城隅，昔是梁王園。當日賓客館，離離百草蕃。”（侯方域《梁園懷古》）

　　但是，作為梁園一脈相傳所形成的文學理念，卻深深根植于這塊土地上，也沉淀于人們的心目中。特別是明末清初從睢陽涌現(xiàn)出來的以“雪苑六公子”和“雪苑詩社”為代表的文學大家和文學團體，他們以梁園為滋養(yǎng)，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在中國文學史上留芳千古的名篇巨制。侯方域更是以他的《李姬傳》等作品名動一時。

　　現(xiàn)在，作為物象化的梁園也許無法復(fù)制了，但從另一個層面上，它所創(chuàng)造和承載的文化還在給這片土地以更深層次的滋養(yǎng)和薰染，滲透進了我們的心靈基因之中。 

　　回顧梁園從建成到損毀的過程，回顧梁園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獨特位置，有這樣幾點深深打動著我們。

　　一是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劉武身前的梁園、身后的寢陵，都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人生構(gòu)筑，為后世帶來了輝煌的漢梁文化。這種以一人一事、一景一物而形成的地域文化，是中華文明整個架構(gòu)的天然源泉。我并不是否認主流文化在整個文化體系和文明體系推演中的主導地位，而是說地域文化以它的巨大的豐富性、包容性、擴張性，給了主流文化以基本的支撐。涓涓地域文化的細流，匯成了主流文化的滔滔大河。無論是漢梁文化還是梁園文化，都只能作為地域文化而存在，只能作為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不能簡單地把梁園文化與漢梁文化割裂開來，或分成主次。我先前曾在《芒碭山與漢梁文化》一文中專門闡述過漢梁文化的形成過程，但梁園文化從更加單純和精淬的文學角度上看，也許更具有廣泛的認知感，在整個文化體系中更具有耀眼的閃光點。

　　二是提供了文化創(chuàng)新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沒有梁園存在，也許就沒有大賦一體的形成、產(chǎn)生、發(fā)展和成熟，司馬相如等人的文學才能也許要大打折扣，中國文壇也許就會遜色許多。從這個角度上看，梁園已經(jīng)不僅僅是作為孤立的磚瓦土石建筑物，而是藝術(shù)雨露滋養(yǎng)下的具有鮮活靈魂的生命體，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的紀念地，梁園文學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對此，一些文學史專家曾多次提出漢賦發(fā)源于梁園的理論。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中原文化與中原崛起懇談會”上縱論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時談到：“梁園文學的主陣地在商丘。”河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立群在央視《百家講壇》開講《讀史記》中的司馬相如列傳時說：“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起步就是在商丘，成就司馬相如一代文豪的也是商丘的水土。”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也說道：“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中國文學史》一書寫到：“梁園的文化氛圍令文學之士感到愜意，確實為文學家提供了適合于發(fā)揮自己才能的特殊環(huán)境。”正是有了梁園良好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才有了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激情，才形成了以漢賦為代表的又一種嶄新文體的誕生。這在中國文學史上也許是梁園最大的貢獻。從司馬相如輩開始，梁園在文學家心目中都是最純凈的創(chuàng)作圣地，這種文學會館的獨特作用，為梁園的在眾多或存在、或消亡的園林建筑中脫穎而出提供了先天的理由。大賦一體的形成，更使梁園成為文學史上的圖騰，風雅一時，名冠天下。

　　三是成就了文學藝術(shù)家的詠誦對象。作為酬答，梁園自然也成了當時和后世的作家們爭相吟詠的對象，為中國文學的殿堂增加了許多寶貴的內(nèi)容。除了司馬相如、枚乘等人的作品外，后來如王勃在《滕王閣序》中以“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之句，表示在座的賓客好比是當年聚集在睢園（即梁園）里的文人雅士一樣飲酒賦詩，他們豪爽善飲的氣概超過了陶淵明；李白在《鳴皋歌送岑徵君》中唱到：“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兮池閣。”岑參在《山房春事兩首》嘆到“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兩三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猶發(fā)舊時花。”杜甫在《遣懷》中寫到：“昔我游宋中，唯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高適寫到：“梁王昔全盛，賓客復(fù)多才。”到了元代，甚至“梁園月”一詞都作為特定的景物，成了人們心中的大美。元代散曲家張鳴善在《詠世》一曲中說“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需買，好月需賒。”關(guān)漢卿在曲中借主人公之口說：“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柳臺。”這些都為兩千年的梁園抹上了一層絢爛的人文色彩。

　　四是展示了文化在人類進程中的無形力量。當物質(zhì)的東西被無情的歲月磨平后，只有它自身所蘊含的精神能量還在繼續(xù)滲透進時間和土地中去，繼續(xù)影響著一定的人文生態(tài)。物質(zhì)的東西能夠存在著當然是好事，但有時它也會遮擋住人們對歷史的審視的目光。而當一定的物質(zhì)消失后，人們的眼前可能會豁然開朗，更加清晰地呈現(xiàn)出原生態(tài)的文化脈絡(luò)。梁園用它依然強有力的人文力量為我們演繹了一個由物質(zhì)到精神、由毀滅到永恒的鳳凰涅磐式的千年傳奇。從這個意義上講，梁園不遜于阿房宮、不遜于圓明園。 N
3 當我們拂去過往的風塵，重新審視梁園的價值，那隨風而逝的風花雪月也許有過太多令人唏噓不止的遺憾。但物質(zhì)意義上的有形的梁園，卻是名副其實的文學殿堂；精神意義上的無形的梁園，為文學、文化、文明精心遮掩了一個心靈休憩的夢中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