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標志性建筑因記錄著一個城市在特殊歷史時刻的內在悸動而被寫入歷史。1949年北京成為首都，就意味著這個城市將承擔著社會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務，地方性風俗、習慣將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觀念重新塑造，成為國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

　　英國《泰晤士報》不久前報道了一項建筑評比，評比世界范圍內正在建設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評論說，這些建筑工程大都規(guī)模龐大，讓人過目不忘，最重要的是，這些建筑將改變的不僅是建筑史而是這個世界。北京以奧運主會場、央視新址、首都機場3號樓占據了十分之三。

　　從50年代的十大建筑開始，北京也有一個評選十大建筑的慣例，每十年評選一次。如果評選這十年的十大建筑，不僅有以上三個，還一定會包括國家大劇院和水立方。由于機場3號樓地處市區(qū)外圍以及其他原因，并沒有形成直觀的震撼，而其余四大建筑從方案開始的周折不斷就顯示了它們對北京城市性質的不同定義。

　　什么是建筑？包豪斯的格羅皮烏斯說：“是清晰地表達人的最高尚的情操，他的熱情，他的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建筑曾經是那樣的。”從什么時候建筑不再是那樣了？城市研究大師芒福德把歐洲建筑形式和城市內容變化的時間劃定在15·18世紀之間，從那時候起，一種新的文化特征在歐洲形成。這種現(xiàn)代城市形式和內容產生的來源是，新的資本主義經濟，新的觀念形態(tài)，新的國家政治結構。城市建筑不再關乎審美或情感，而是對社會秩序的解釋，建筑也總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給人們以經驗，賦予城市以結構。

　　中國的城市建筑來自不同的觀念形態(tài)和政治結構，不能與之對應。從變身為現(xiàn)代國家后，城市也在發(fā)生結構性的變化。

　　1953年北京市第一個規(guī)劃方案《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guī)劃草案》中確定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同時要成為一個大工業(yè)城市。當時北京幾乎沒有現(xiàn)代工業(yè)，160多萬城市人口有30萬人失業(yè)，占就業(yè)年齡人口的40%左右。為擺脫這個困境，“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開始工業(yè)化改造，在朝陽區(qū)興建了大批工廠。從當時的政治理想看，這不僅是為擺脫困境的應對措施，更寄托著對現(xiàn)代化展望和勞動階級價值觀的強力推行。

　　作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開始的對天安門廣場的擴建和建設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等十大建筑。但開始規(guī)劃的十大工程其實和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不太一樣，最初規(guī)劃里，廣場西側定為萬人大會堂和5000人宴會廳兩個建筑，東側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是兩個，后來才合為一個，科技館和國家劇院的地基坑都挖了，但沒有實施。1959年把已經建成的民族宮和華僑飯店、體育館補充進十大建筑。當時的北京建筑設計院院長沈勃說：“在延安時，毛主席就設想等革命勝利了，建一個能容一萬人開會的大禮堂。”人民大會堂建成后標志著國家政權的形象，此后整個中國被組織到一個全新網絡中，參加各種會議成為各黨派各階層新生活的一個基本形式，與人民大會堂意義相仿的禮堂成為城市鄉(xiāng)鎮(zhèn)的一種普遍標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確立了北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態(tài)。

　　到了1982年，北京市編制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guī)劃方案》中不再發(fā)展重工業(yè)，因為市區(qū)工業(yè)發(fā)展造成能源、水源、用地、交通的全面緊張，影響了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發(fā)揮。這個規(guī)劃中增加了國際交往中心這樣一項新內容，因此有了長城飯店、首都機場新樓這種性質的建筑。到了這時，經過了最初的城市改造和十年混亂，舊城區(qū)里的新建筑在數量上已超過舊建筑，而整個社會愿望是找回混亂了十年的生活線索，重新安頓世俗常態(tài)的生活。因此如何改造城市的矛盾問題在這個氣氛下發(fā)生了變化，在規(guī)劃方案中就體現(xiàn)為保護文物古跡的條目，和對住宅、生活服務設施建設的強調。

　　80年代建成的國際展覽中心、長城飯店、首都機場新樓、彩電中心、地鐵東四十條站、大觀園、北圖新館等務實的工程成為新的十大建筑。與50年代對比有一個區(qū)別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專家評選推出的。這些建筑本身顯示了與中國政治政策的改變相應的民生傾向和啟動經濟的步調。

　　1993年10月修訂后的《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進一步提出建設開放型國際城市的目標，城市規(guī)模開始膨脹，大幅度地向郊區(qū)轉移。土地的有償使用、基礎設施的產業(yè)化經營，為這個城市集聚了越來越多的資金，催生著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時間北京建筑眾生喧嘩，像整個國家一樣摸著石頭尋找著未來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這喧嘩聲中產生，為亞運村奧體中心、恒基中心、東安市場、國際金融中心、外研社樓、中央電視塔、植物園溫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國際都市發(fā)展的第一輪努力。

　　這一輪努力迅速改變了北京的整體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亂，沒人會滿意這種混亂，“奪回古都風貌”的呼聲成為另一種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獲了一批大屋頂的“民族風格”建筑。90年代的大屋頂建筑其實是對民族宮、農展館、北京站等“文革”前建筑形式的模仿。如果說50年代的民族風格來自一種民族獨立的自豪，那么90年代的模仿只是用那些來自過去偉大風格的碎片拼湊成的象征性裝飾，戲劇性的行為暗示著一種不確定的角色扮演。這種對新城市的遲疑與對新城市的急迫體現(xiàn)在建筑上都同樣缺乏從容的自信，尤其是在財力上缺少足夠的支持。

　　從某種意義說，國家大劇院是個轉折。它是個跨世紀工程，1999年7月，安德魯的方案獲選為國家大劇院的建設方案，今年開始使用。雖然它在建筑上缺乏新意，造價、環(huán)保指數以及與環(huán)境的關系都曾是爭議的焦點，這個方案獲選后，49位院士和108位建筑師曾上書反對，但最終沒能阻止它破土動工。因為這時候，城市生活的動力和內容已經離開了原來的支柱，北京放下了所有意識形態(tài)的抱負，在新的旗幟下聚集了力量，這個旗幟因為鮮明和強大而不可阻擋。因此，央視新址、奧運鳥巢、水立方興建必定是順理成章的選擇。正如庫哈斯在央視新址設計理念的闡述中所說：“這就是中國現(xiàn)在需要的建筑，我給你們帶來了。”

　　大型建筑工程通常不是建筑本身的功能需要，也不是建筑工程的技術問題，它總是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俗話版烏托邦的希望，這些層面的問題又往往交叉、糾纏在一起。北京的四大新建筑不僅代表了雄厚的國家資金在建筑上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清晰展示出北京城市性質的改變和城市升級的抱負。

　　“千萬不要一座宮殿只是一個建筑！”芒福德說城市的外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城市生活，不僅在趣味上，而是在價值觀上，他把這種城市建設理念稱為巴洛克思想觀念，這樣的城市成了一個閥門，把分散的能量匯聚到一個強大的儲存庫里，成為一個更大的能量。

　　北京的開放姿態(tài)和匯集的能量吸引了全世界的建筑師。英國《建筑設計》2006年評選的100強建筑設計公司中，有32家在北京有規(guī)模不等的設計業(yè)務。庫哈斯以同樣的環(huán)轉摩天樓為不同的城市做過建筑設計，但只有北京接受了他的方案。他的合伙人舍林說，這種結構在世界其他地方獲準建造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著名建筑雜志《建筑評論》評論國家大劇院說：中國可能是安德魯遇到的最佳客戶。解構主義建筑師扎哈·哈迪德透露她的驚訝：“有什么新主意新方案要付諸實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

　　集體崇拜的對象和人們心目中的權威改變了，名建筑師的加入使城市新的追求和形象披上了新的外衣。北京這四大建筑無一例外從一開始就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抵制，但大型建筑大多是出自城市的精神需要，最終會因其巨大體量的存在只能接受，再把它納入到新的解釋中。世貿雙塔設計師雅瑪薩奇針對反對聲曾辯解說：“人類既然能造摩天大樓，就一定能理解它。”在新的解釋中，它們通常能獲得一個新面孔。埃菲爾鐵塔是最早的典型，在今天的解釋中它是巴黎的偉大標志。這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現(xiàn)代社會從根本上禁止任何想要論證其合法性或局限性的企圖”。

　　但是也有失敗的例子，倫敦的千年穹頂。為迎接新千年，英國在格林尼治半島上建筑了這個慶典場所，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穹廬建筑，由蓬皮杜藝術中心的設計師理查德·羅杰斯設計。12根100米高的鋼鐵桅桿拉起總長1公里的鋼索網的穹面，它設計為一個巨大的展覽中心，12個展區(qū)涵蓋了交通、生活、游戲、文化、路由等各方面，1999年最后一天正式開放，2000年最后一天因為耗資巨大被迫關閉。追求極限不遺余力，這個方案政府接受的就是理查德·羅杰斯挑戰(zhàn)極限的激情，當時布萊爾宣稱，這是人類才干、自信和創(chuàng)造力的展示，是重塑未來、開創(chuàng)21世紀的盛會。這個穹頂還得到了英國皇家建筑師學會的大獎，關閉之后它的未來不知如何，曾有日本人想買下，又退出，有美國人想把它改做他用，又作罷，各種設想都沒能實現(xiàn)�！短┪钍繄蟆穲蟮溃�有人建議把它賣給紐約，正好放在世貿中心的位置。

　　大都市與首都是不同的兩個概念，現(xiàn)代歐洲的很多首都城市是因為其首都的地位而發(fā)展成大都市的，比如巴黎直到發(fā)展為法國最大最多元的工商業(yè)城市后，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首都。現(xiàn)代大都市建筑是神話，要走出波德萊爾看到的那種城市，就要把傳統(tǒng)變成一個轉換的空間，把那種無望的灰色的故事轉換成施展夢想的奇觀。

　　英國《建筑評論》稱中國國家大劇院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建筑方案。“奢侈的建筑不僅有劇院的功能，它本身就再現(xiàn)了一個劇院，在演一出戲。”當年建筑界批評加爾涅的巴黎歌劇院“濃妝艷抹”，對內部一個觀眾駐足的地方，批評說，好像歌劇院是為了大樓梯而建的。加爾涅很清楚，歌劇院就是一個儀式場所，專門體驗美夢和幻想，所以，他說“進入他的歌劇院，每個人都是演員，變成被奢華美化了的一部分”。尼采佐證：沒有人帶著自己的最佳藝術感覺去劇院，不論藝術家或觀眾。他們帶什么呢？珠寶首飾、名牌時裝、漂亮女友，以及對新生活和社會地位的確認，這是建筑對人的暗示甚至規(guī)定。

　　而“鳥巢”的設計有來自政府的具體要求，那就是世界上一個獨一無二的體育場，一個能讓人過目不忘的建筑。這兩點“鳥巢”都做到了。

　　在北京為2008年奧運會興建鳥巢的時候，倫敦取得了2012年奧運會的舉辦權，在倫敦奧組委公布的2012年奧運會主體育場的效果圖也有一個外號，“倫敦碗”。“倫敦碗”與“鳥巢”同樣都能容納8萬名觀眾。但只有2.5萬個低排座位將采用固定基座的設計，“鑲嵌”在地面中，其余5.5萬個高層座位將采用“活動”設計，可以在賽事結束后拆除。以便在2012年奧運會結束后，弱化為一座小型體育場，主要作為社區(qū)體育場使用。而鳥巢的8萬個固定觀眾座位的重要任務與相鄰的水立方同樣，是在奧運會這個歷史機遇中轉變形象，拉動城市升級為國際大都市的步伐。

　　建筑師庫哈斯同時也是個思想家，他最清楚建筑的社會意義，并且對中國做過深入的社會分析。他說，“我們在做一件在市場經濟中絕不可能的事，在市場經濟中，你只能把攝影棚放在最便宜的地方，把編劇放在一個比較酷的地方，管理部門放在另一個地方”。而他在北京的做法是順應北京的城市方式和欲望，并把它做得極端。庫哈斯說，“央視新樓顯示了當代中國的政治能量和經濟能量”。它是北京新建筑中最能顯示勃勃雄心的一座，它也是規(guī)模僅次于美國五角大樓的世界第二大辦公樓。當年曾擔任大樓設計競賽評委的香港地區(qū)建筑師嚴迅奇起初對這個設計方案持相當保留態(tài)度，到后來，他也體會出這個設計能代表“某種精神，這種精神也正是中國在這個時期展現(xiàn)出來的東西：不懼權威、敢于嘗試，無所畏懼，高度自信”。

　　國家大劇院把主要的使用空間植入地下，表示出光明和黑暗的自然意義對我們不再起作用了，在央視大樓上我們可以驕傲地看到自然重力也不起作用了，玻璃的使用不是使建筑得到解放，而是使城市解放的愿望得到實現(xiàn)，自然的永恒秩序似乎不再對世俗生活構成挑戰(zhàn)。這個城市在建筑上體現(xiàn)的勇氣和抱負與申辦奧運會、加入世貿組織的急切和熱情交相呼應。

　　這勇氣由于堆積了百年，經過了幾番猶疑，其中包含著對落后的恐懼后遺癥，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的夢想，終于在這四大建筑中顯示了義無反顧的堅定。2000年的北京建筑依然是新舊混雜的，但大的建筑采用了一套新的體制，像發(fā)生在18世紀歐洲的變化那樣，開始是模糊的，后來變化突然明朗，舊有的體制和機構開始動搖，宗教與商業(yè)、政治分道揚鑣。北京也在經歷著這個轉變。

　　庫哈斯在關于“大”的理論中分析過，超過了一定的臨界體量，一個建筑就成為大建筑，大的建筑根本不再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也就不用給予任何期待了。大，不需要城市，它和城市競爭，它奪取了城市，它們的出現(xiàn)必定要徹底撕裂老北京的舊形象。新的經濟力量需要老城市，尤其是老首都，因為歷史悠久的城市里，聚集著大量的消費者，有足夠大的城市空間可利用，有相應的政治權力提供一個更暢通的場所。大都市對舊有城市結構的改變無外兩種：一是到郊區(qū)去，二是拆和建。原有的城市破壞得越快，資本流通得就越快。沒有價值負擔的庫哈斯也許最準確地表述了一個時代的現(xiàn)實：最無視城市的建筑是最真實的大都市景觀。而大都市的力量和容量遠遠大于它的市民。

　　1985年北京保護舊城的規(guī)劃中，規(guī)定了舊城里新建筑的高度限制，王府井區(qū)域的高度限制是24米，78米高的東方廣場大幅度地突破限制，對老街區(qū)的保護規(guī)定中，順成郡王府拆掉了，那家花園拆掉了，規(guī)劃沒能擋住城市升級的力量。北京的流行說法是“規(guī)劃趕不上變化”。而大都市的代表紐約曼哈頓，在幾十年的發(fā)展中根本就沒有一個綱領性的規(guī)劃，庫哈斯從中悟到，是最世俗的欲望激發(fā)著這個城市對建筑的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