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建筑在英文中被稱為劃破天際的人（中文譯為“摩天大樓”）。韓國也有一個專用名詞“macheollu”富有同樣的傲慢內(nèi)涵。什么樣的自信能夠驅使人去劃破天際呢？它曾經(jīng)是一種愿望么？答案是肯定的，它的確曾經(jīng)是。那種令天空觸手可及的意志是一種執(zhí)著不渝的宿命。

　　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渴望行走。這種直立的體態(tài)是區(qū)別人與動物的關鍵所在，是對重力自然法則的否定。在人類歷史和文明長河的起點，棲居的便是渴望登高望遠、反對一切事物應當向下這一世界普遍規(guī)律的意志。記錄下這一切的恰恰是科技發(fā)展的歷史。然而不幸的是，為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價長久以來一直很高。

　　沒有先進的技術想要建造高層建筑并不容易。一如巴別塔（通天塔），高層建筑時常容易傾覆。塔樓作為一種補償?shù)慕ㄖ�形式出現(xiàn)。神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地語。這里曾經(jīng)是保存佛陀舍利子的地方。作為佛陀圣骸安歇的地點，神廟由多層構成，以此與其他普通建筑區(qū)別開來。但是由于當時科技的限制，神廟的規(guī)模受到了縮減。此外，設計遵循透視法，將神廟放大，使它看起來比實際要高。這種對攀援登高的渴望是一種普遍的人類本能。

　　在哥特時期，這種泛文化式的抱負終于開花結果。在建筑史上，哥特和羅馬時期見證了最偉大的建筑成就。建筑的第一個技術挑戰(zhàn)是內(nèi)部空間的營建。它最為關鍵的任務是違背重力原則地提高屋頂和室內(nèi)空間的中心元素。建筑越古老，技術就越落后，內(nèi)部和開洞也越小。因此為了營建高一些的建筑，墻體有時候都要和房間本身保持一樣的厚度。哥特式（建筑）解決了一個千年來困擾眾多建筑師的難題，真正稱得上是一個高技建筑的時代。

　　哥特人進入的下一個階段從表面看來具有神性，實則是一種自力更生。緊隨其后的是文藝復興時期。在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時代，人的理念不同于我們現(xiàn)在對人類的理解。很明顯，當時奴隸并不屬于“人”的范疇，只有極少數(shù)特權階層享有人的身份地位。因此，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只屬于少數(shù)特定的權力階層。

　　文藝復興對中心論的迷戀并不局限于住宅建筑。比如，我們可以把威尼斯帕爾瑪諾瓦南部的城市結構作為例子。這里的中心論理念更為直接明了。因為周邊的環(huán)境被視為敵人，因此人們發(fā)掘了護城河，在城市四周建造了城堡般的高墻來抵擋入侵。當經(jīng)過三扇城門進入城市時，會發(fā)現(xiàn)集中于一個中心點的輻射型街道。身份地位最為高貴的人居于此中心。這就是單一中心的城市。自然地，當一個人越遠離中心，便階層越低、身份越卑微。這樣的城市完全是等級制和隔離式的。

　　帕爾瑪諾瓦絕不僅僅是當時唯一的等級式城市。在烏托邦旗幟的感召下，單中心的城市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陸。即便在現(xiàn)代，盡管城墻被拆除，被林蔭大道取代，但是對中心論的強調(diào)依然可見一斑。

　　烏托邦城市是一個西方的概念。它所反映的是理想中所創(chuàng)立和實現(xiàn)的社會組織。在精神譜系建立完成之后，一塊平坦的土地自然成為最佳的場地選擇。因為自然被視為一個可征服的目標，因此崎嶇不平的山地必須變得平坦，自然形成的水路不得不改為規(guī)則的幾何圖形。原始土地的蠻荒感就此消失了。在這塊被改造的場地之上，只有中心論、等級制和中軸線得以強調(diào)。這便是完全的圖解式城市。

　　問題在于這種已經(jīng)為西方所棄的總體規(guī)劃開始踐踏無與倫比的風景。在西方，總體規(guī)劃至少具有一個目的。它托生于構建城市社區(qū)的悠久傳統(tǒng)和針對社會組織形式本質(zhì)的激烈討論。然而，現(xiàn)今的新城鎮(zhèn)是土地的產(chǎn)物，這種改變基于總體規(guī)劃是某種寶貴遺產(chǎn)的盲目信仰。新城鎮(zhèn)被建在支撐和延續(xù)豐富、獨特歷史的土地上，自身卻被完全忽略。這些歷史印跡成為了必須被抹除的羈絆。伴隨著這種建筑的到來，舊有的生活地點迅速消失。如果那里曾經(jīng)有一座山，就必須被夷平；如果那里有一片谷地，就必須被填平；如果那里有一條河流，就必須被改道。因為它們的終極目的是達到一個確切的數(shù)字，猶如一個必須被遵守的競選許諾，只有數(shù)量和數(shù)字才能夠被定義。這首先不能被稱之為一座城市，而僅僅是房地產(chǎn)的堆砌，是一座跛腳的城市。

　　這種總體規(guī)劃下的現(xiàn)代西方城市不同于多元民主孕育出的城市。在這里，一座城市只有一條中心軸線、一座中央花園、一座中心廣場和一個中心商業(yè)區(qū)，這樣一座為階級和分類掌握話語權的城市從總體上來說沒有脫離封建城市的范疇。如果如此千篇一律，那些不同的城市在哪里？我們的城市理念長久以來被歐洲中心論所占據(jù)。如果我們能夠打開視界，就會看到具有多種多樣社群形式的其他城市。摩洛哥的非斯和馬拉喀什就是這樣的城市。

　　伊斯蘭城市相信真主之下人人平等。從空中看，廣場和L型房屋的構成好似蜂箱。街道如血管一般交錯成為一座迷宮，它們構成了這座城市。盡管在規(guī)模上有細微的差別，但是所有房子彼此在結構上都是相同的。在這種集合式房屋的城市，沒有中央公園和中央廣場，沒有中心論治下的場所，沒有中心軸線，也沒有主路。商業(yè)區(qū)和住宅區(qū)之間也沒有明顯的分界線。街道狹窄，較為寬闊的成為公共集會地點或者自由市場。一系列小房子和一座公共建筑聚合形成一個最小的集合單元。這些單元根據(jù)土地的價值高低合并在一起組建城市。因此，一個人不需要看到城市的全貌才能了解這座城市，一個小單元或許便已足夠。也就是說，你可以移除或者增加一個小單元。這種類型的城市在公元前800年開始出現(xiàn)。我們必須強調(diào)的一點是，雖然1200年過去了，這些城市依然支撐著健康的城市社區(qū)體系。盡管建造時間悠久，但它們難道不是多元民主最真實的化身？

　　在韓語中，“teomunee”這個詞是指印刻在土地上的圖案。當一個人說：“沒有teomunee”時，它意味著某些事情毫無緣由。這個詞有著迷人的含義。至少，這個詞表明我們的祖先明白生活與曾經(jīng)一代代鐫刻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不可分割。游牧式生活是一種遠離土地的生活。這是原因所在么？我們的建筑和房子不再重視文化形式和家庭認同感的表達，長久以來業(yè)已陷入房地產(chǎn)的買賣交易。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過著游牧般的生活，從一所公寓搬到另一所，從而累積更多的財富。馬丁·海德格爾（1889-1976）宣稱“xx”。住所在土地上留下印跡，是一個貯存回憶的過程。正因為印刻在我們土地上的回憶被視為陋習和惡行的產(chǎn)物，所以它們必須消失。為了創(chuàng)造一段新的歷史，我們就必須強迫自己患上健忘癥。我們過著沒有teomunee的生活，這樣一種沒有根基的生活。過往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經(jīng)歷過，但是我們認為這僅僅是一種匆匆路過。

　　西奧多·阿多諾（1903-1969）用“Kulturlandschaft”這個詞形容鐫刻在土地上的歷史之美。“通過將景觀概念從嚴格與土地掛鉤分離開來以及用傳統(tǒng)的城市性理解方法進行解釋，能夠開啟發(fā)現(xiàn)超越科學限制和參數(shù)的存在特性的可能……或許文化景觀中蘊含的最為深刻的抵抗力在于對非凡歷史的表達，因為它經(jīng)由往昔的真實痛苦銘刻而來……沒有歷史的記憶，就沒有美麗而言。歷史同與之伴隨的文化景觀會清白地締造一種自由的人性，擺脫民族主義的束縛。”

　　鐫刻在土地上的歷史即是證明我們真實存在的景觀。遺跡是一種代表著歷史流動終點的空間，它是美麗的化石景觀。

　　J.B.Jackson在《遺跡的必要性》一書中把景觀的傳統(tǒng)意義擴展到文化景觀的現(xiàn)代理念。“那就是我在最初提到遺跡的必要性時的意思……舊秩序必須消防才能迎來景觀的重生……歷史不復存在。”

　　實際上，正如我們的指紋和掌紋，往昔的記憶在所有的土地上都保有印跡。指紋是獨一無二的，每一片土地亦復如此。有時它的紋路借由自然歷史而生，有時則是人類生命延續(xù)的雕琢。我們的生命的記錄和故事書寫在一片片土地上。土地因此成為一本壯麗而神圣的歷史書，珍貴不已。這就是地文。

　　地文是一種生生不息的有機體、一種要求外物不斷附著的生命力。它有魂，有靈，能言。據(jù)蘇珊·朗格所說，如果建筑是一處場地性格的形象化，那么建筑就必須從認真傾聽這一方土地的新需求起始。這里的土地經(jīng)歷過歷史的浸染。建筑則是挖掘土地迷人語言的尊重行為，這種行為經(jīng)過深入的思考，然后以一種新形式的詩意語言謙遜地附著在土地之上。

　　建筑終將失敗�；趾氲慕ㄖ�被建造用來歌頌它的金主。在夸耀巨大技術成就之時，它們可能高聳入云，卻只是為權勢之人服務。然而任何人終有一死，建筑亦不可能打敗時間。只有我們曾經(jīng)存在的記憶能夠留存。這正是唯一赤裸裸的真相。